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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清波:论考古学学科目标和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浏览数:  发表时间:2021-09-29  

  摘要:承载文化与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核心基因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同时期宇宙观、社会治理体系及核心价值观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不同时期统领社会进程的核心价值观影响下的产物,它体现的是全社会成员在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物质形态及其展现出来的观念体系。文化遗产不仅具有与生俱来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等价值,还蕴含超越这三大价值之上的核心价值即文化价值。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迄今并未得到深入的发掘和系统的诠释,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目标及人才培养体系仅探求文化遗产的三大价值理念有关。突破传统价值认知框架的局限,创新考古学学科定位,形成长时段观察文化和文明的研究理念,探索发现和阐释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弘扬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方可在全社会形成文化遗产就像生命中的空气、阳光和水一样须臾不可或缺的共识,让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活起来,有助于形成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

  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起步晚、发展水平低,遗产价值观和保护意识仍不成熟,全民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态势亟待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明显的特征是实践探索多于理论总结,传承利用中经济需求大于文化需求。由于缺乏资金、保护观念还未深入人心等原因,对遗产的价值、性质、功能和传承性缺乏充分认识,特别是不能深刻认识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致使文化遗产事业时常陷入保护与开发孰轻孰重的两难困境。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大规模城乡建设互相叠加的特殊历史阶段,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也处在了一个最艰苦、最严峻、最紧迫的历史阶段[1]53。

  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是文化遗产事业仍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知,也尚未及时有效地将这些成果转化成为国家、社会及个体观察五千年文明的能力与智慧,文化遗产远未发挥出其对当代社会发展应有的启迪和指引作用。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偏颇可能是造成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重要因素,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可能是近几十年来影响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文化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概念。文化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它没有形状,所以无法描述;它没有范围,所以很难界定。然而文化却包罗万象,几乎要把人类的一切包含进去[2]1,它渗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古代,“文化”指人文教化,“人文”是族群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系列观念性文化体系,“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以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3]。在西方,学术意义上文化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中叶,或认为是一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或认为是人类学习和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定型工具的过程;或认为是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音乐、风俗、法律及其他种种能力的复合体;或认为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单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

  自文化的概念形成后,立即受到不同学科的青睐,内涵也随之不断变化,虽然外延有广有狭,迄今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外乎典章制度、社会习俗、文化艺术、文学创作、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4]494。

  2013年和2014年,习总书记曾两次对保护文化遗产作了重要论述,展示出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价值前所未见的认知高度。正如总书记所言,文化遗产不仅是专家眼里的古董,也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精美物件,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认知超越了以往仅从“合理利用”的技术层面思考文化遗产的认知局限,标志着党和国家将文化遗产事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标志着我们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预见,它必将成为影响和指导未来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最核心和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多年来,以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核心的技术价值认知体系主导了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我们研究和工作的目的,更多地停留在与大众分享文物、文字和遗存等这些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的属性、时代、出土地点及年代等基本历史信息上,而在弘扬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及回应与满足公众对于精神的高层次追求时则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由于客观上回避了从人本、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化遗产价值的工作,因而缺少通过对文物遗存的研究来探讨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发生的动机、机理、规律的认识,不能很清晰地阐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规律,说不清楚对国家、社会、民众,包括从业者具有启迪作用的文化价值是什么;说不清楚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由于文化遗产对谁(个体、村社、区域等)基本上都还属于他者范畴,或大或小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屡见不鲜,尤其是法人违法、地方政府破坏文物的现象屡禁不止。

  诚然,文化遗产三大价值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活动开展的基础,通过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揭示和传播,我们构建了考古学意义上的时空框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但是,倘若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掘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不能上升到哲学意义的高度,并且在实践中延续这样的思维定势,我们仍旧很难自觉地去发现和提炼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既找不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内容,更找不到让它活起来的方法。因此,以三大价值为核心的认知框架欠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纵向维度,公众的遗产价值观和保护意识亟待走向成熟。

  文化遗产是历史上不同时代人类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文明的真谛是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5]8~37,作为文明的过去式[6],文化遗产蕴藏着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及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居于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位置,发挥着文化遗产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功能。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注意力停留在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等一般价值的层面,忽视了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价值是人类文明最根本的价值属性。如果仅关注物质层面的形态变迁,仅追求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我们便难以发现和阐释隐藏在物质文化背后制约社会成员行为能力与行为方式的文化价值,当然,让文化遗产中仍具当代价值的内容“活起来”便无从谈起。如果继续沿用此前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我们既无法有效化解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管理体制制约、经济杠杆导向和利益阶层分割等困境,也无法给参与者、体验者以文化意义上的思考和启迪,更遑论为民族和国家发展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关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诉求仅仅局限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层面上,才造成考古学学科和文化遗产事业的困境。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呼唤下,我们的疑问必然又回到学科的出发点,即考古学考什么,怎么考?文物保护保什么,怎么保?文化遗产传承什么,怎么传?我们认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不应该仅是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基础价值,而应当是让超越三大价值的核心价值——文化价值活起来。

  一般而言,人们已经接受把相对复杂的“文化”概念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来理解和看待。观念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价值层面上的核心文化价值,是指一个民族为判断事物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它是介于哲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包括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和文化信念等,观念文化是影响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视作影响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DNA;制度文化指在观念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制度;物质文化是在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约下所创造出来的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物化的存在[7]235。文化遗产事业以发现、保护遗迹遗存为主要任务,以物质文化为工作对象,期望达到“透物见人”,通过对物质遗存的了解达到研究物质文化背后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从而发现文化、文明演变发展规律,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文化价值。但是,继续秉承目前的学科目标和价值诉求的话,已有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上述的理想依然很难实现。

  近年来,一些致力于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偏颇可能是造成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局面的重要因素。比如陆建松认为文化遗产最本质的属性是文化资源和知识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教育、历史借鉴和供人研究、鉴赏上,经济价值是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衍生物[8];李晓东提出文物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核心内容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9];葛承雍指出文化遗产是活的历史的记忆,它的本体价值与民族、民众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文化价值则与精神生活密不可分[10]。吕舟等也将文化遗产的价值从原来的三大价值扩展到包含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内的五大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包括了记忆、情感、教育等内容,文化价值包含了文化多样性、文化传统的延续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等相关内容①。此外,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还可能涉及相关自然要素的价值。

  于人类而言,如果将文化价值比喻为人体的“魂”,那么历史、艺术、科学等三大价值则相当于人体的“魄”。文化价值让每一个民族具有独具一格的精、气、神,是一个时期、一个区域内的人们之间形成的、共同认可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组成、分布以及彼此间的关系等都是文化价值约束下的产物。

  长期以来,由于“文化”在使用中不断地泛化,致使我们虽然意识到文化遗产三大价值的局限性,也意识到文化遗产价值中应当还有更重要的超越三大价值之上的核心价值,即文化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我们所指的“文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讲仍然是技术层面上的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问题,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11]。文化价值观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人认同并长期传承的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的构成有两个要素:其一,被一些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其二,长期传承而持久不衰。这些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由于植根于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土壤之中,所以被称之为文化价值观[12]。任何社会历史时期都有属于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观,它是经过较长发展时段逐渐形成的统领和反映包括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在内的一整套价值(规则)体系;它意味着身份象征、文化认同等,体现在物质文明中,固化在精神生活里,对全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能帮助引领族群达成共同的理想,是构成族群文化自信的基石。通过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探究蕴含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价值,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的互动关系和互动结果。

  文化遗产事业主要包括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和遗产管理三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的工作过程和内容,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视野的观照下,三者各有独立的研究理论、知识体系和技能要求,但在探究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目标上三者能够统筹起来,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整体,多学科综合、相互融合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最主要的学科和行业特征。

  如何构建由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价值保存和价值实现组成的文化遗产价值的学科体系;如何培养具有研究中国文明的学术视野,胸怀探索文化遗产三大价值之上的文化价值的学术理想;如何让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当代中国发挥更大的凝聚力,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创新能力等,发现和研究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当仁不让的职责和历史使命。

  文化遗产是人民大众的事业,探究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义务和权利属于全体人民,它存在于文化遗产事业的所有工作环节中,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没有停止符,需要在保护传承过程中持续地发掘和揭示。我们不仅应把真实完整的文化遗产传承给后代,更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发现文化遗产价值中的当代价值,使文化遗产不断产生对现代文化生活更多更大的社会效益。只有在新形势下构建顺应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发展、适应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学科理念,才能以更具前瞻性和国际性的视野不断创新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管理的各项工作。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体系,成为整个文化遗产领域的基础性学科。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及学科目标不仅影响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对文物保护以及文化遗产管理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历史所形成的。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能够告诉我们过去关于历史文化的看法有的不够正确,有些偏见应该纠正,许多不知道的事情需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当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追朔文化传统,提出创新性的方法和手段[13]。近百年来通过考古学构建中国历史的物质文化框架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考古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正确的回答。数十年过去后,苏先生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现有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教育理念、学科发展和人员素养已明显不能适应和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

  学科是人们为了认识、了解自然与人文及社会等客体,并将这些“客体”进行“人为”的“分割”而创设的[14]。历史证明,越来越细化的学科划分在对学术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的确也对学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不利于研究的前进,甚至成为探索文明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前苏联考古学理论与模式的影响,我们构建了“断代考古式”的考古学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断代考古式”的考古学理念影响到考古学的教育教学模式、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专业人才队伍构成等各个方面,这样的学科目标设定以及迫不及待地希望撇清历史与现实关联度认识的倾向,使得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学术理想、学术评估限定在证经补史的藩篱中而不能自拔。

  我们关于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始终局限在研究古代社会的层面上,“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5]②的学科定位,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人对考古学的认知。我们遵循此学科定义,通过对古代遗存的了解,探究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遗存所代表的人类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建立了不同地区古代遗存的编年序列,逐步构建完成特定地区的物质文化演进史,并基本构建完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古代文明物质文化演进的时空框架。

  当基本完成区域性、全国性的物质文化谱系框架的构建任务之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便不断地显现出来。由于方法论以及研究路径等问题,研究者未能全面深刻地看到文化遗产的物化外壳和形式之下古代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人类取得的最主要的文化成就和演变规律,更难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其中还存在着哪些尚未得到充分表达的代表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缺乏探究文化遗产中具有当代价值的能力。

  在完成物质文化谱系框架的构建任务后,我们需要从文化发展的纵向视角,考虑建构发现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体系;要从具体问题中“跳出来”看全局、看整体、看关系,通过对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达到认识该物质遗存存续期间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目的;尝试总结和归纳出这些表象内在及相互间的关系,抽象、概括出规律性的内容,进而探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

  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表明,将学科目标定位为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追求,必然导致我们用一系列体系化的、可以触及的物质遗存代替本应生动鲜活的历史的行为,无法通过对这些物质遗存背后人的文化行为的探究,描绘出一幅幅展现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厚重历史的网络[16]。正是由于缺乏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学术视野以及深刻洞察文明和文化的人文情怀,没有构建完成透过这些物质遗存去觉察和发现蕴含在其中的、属于那个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意愿,使得物质遗产的文化价值迄今并未得到深入的发掘和系统的诠释,客观上满足不了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过程中,个人、区域、社会和国家对通过文化遗产价值的探索来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愿望和要求。

  现代考古学更关注对人类的行为表现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探索不同地区古代社会长时段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尤其是通过对古代文化演进规律的探究,尝试为当代以及未来国家、社会、区域、社区乃至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启发和思考,以及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我们需要将关注点从一个具体的时代和对象,扩展到系统地关注形成不同地域长时段文化演变的一般规律性的发现和认识上来。此外,如果能够把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人类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在更宏大的背景下观照中国考古学,将其建立成更趋完整的学科体系,将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物质遗存的了解,研究不同时期天、地、人相互关系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考古学以古代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物质遗存本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不同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天、地、人互动模式的理解,分析文化和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从而为当代的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慧启迪。

  这一学科定位,强调研究者需要有对上下五千年中国文明发生发展积极探索的学术理想,需要有相对精深的文化洞察力与解析能力,需要有透过文物遗存的研究来探讨中国文明发生发展动机、机理和规律性认识的愿望,以此来触摸和感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探究和发挥它的作用与功能。只有如此,才符合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和历史使命,更有助于保持学术研究的完整性。

  与考古学学科目标定位相适应的还有文博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体系的调整与革新,要摒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代式考古的理念与方法,努力使受教育者形成以探索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演变过程及规律的理想,培养受教育者形成长时段观察、理解、研究物质文化遗产的思维,形成将具体的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的整体框架下进行思考的学术自觉。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国家或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种财富构成了该民族、国家或族群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或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征。文化遗产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它凝结了一个国家(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16]。文化的变化是全面的,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必然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互相关联[17]。

  物质文化或者精神文化,是在统领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约束下的产物,表现的是社会成员在核心价值观约束、指导下所形成的物质形态及其展现出来的观念。由物质遗存的形态特征,包括同类因素间大小多少及空间布局等表现出来的内容,均是核心文化价值观在物质层面的体现。当我们不了解产生物质遗存时期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不了解那个时期社会大众的所思所想以及精神诉求,则很难探究那个时期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不对隐藏在这些物质遗存背后的文化价值予以揭示,发现和解析其间内在的逻辑,也很难获得对物质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科学解释。

  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与内涵,表达和反应特定时代人类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总体认识,蕴含和体现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我们可以将承载文化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核心基因的物质文化遗产看作是由不同时期宇宙观(天地人相互关系认知体系)、政体观(社会治理体系)及核心价值观(文化价值体系)三者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特定产物。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③。“宇宙”是万物的总称,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观是关于天、地、人之间互动关系的认知体系,宇宙观最基本的特征是视天地万物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它囊括神、人、动物、精灵与魔鬼等所有事物,人们相信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转规律会影响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宇宙观包括宇宙的起源、天地等运行规则、天地规则对人世间的影响方式以及途径、人世间在天的支配下的应对等。不同时期宇宙观最核心的功能是为社会治理体系健康顺利运转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撑,这一支撑不仅仅在文明时期如此,即使是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也是如此。不同时代宇宙观有所不同,受此影响,聚落形态中重要中心聚落的某些功能区划设计是以当时的宇宙观为指导的[18]68。

  中国古代宇宙观依次发生过三次变化,即颛顼之前的人人通天观、颛顼至商周时期的四方中心观以及战国晚期至鸦片战争期间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相对应地,社会治理体系经历了从部落联盟(酋邦或万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发展演变,核心价值观经历从史前时期核心价值观(?)到礼(周文化核心价值观)再到规矩(汉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嬗变。颛顼绝地天通后,国家开始从部落联盟中脱胎诞生。那时的人们认为,天上有一位统御宇宙的上帝,王是上帝在人间的合法代理人,以商王、周王和他的祖先为中心,王借助祖先崇拜而垄断神权,通过祭祀祖先达到和上帝直接沟通的目的,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政治地理的四方边缘异族政体拱卫着王的中心性[19]44~94,此阶段的宇宙观为四方中心宇宙观。商周阶段作为最高等级的王所使用的“亚“字形大墓,就是这种宇宙观的体现[20],墓室中央棺椁中的王,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四条墓道代表着四面八方的方国。

  战国之后的宇宙观是由阴阳、四方、五行和八卦等概念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庞大和复杂的体系,这一体系将人类世界的各种概念范畴,如身体、行为、道德、社会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天地、空间及季节转换、自然现象相互关联起来。不论是史前,还是王国,或是帝国时期,观测天象制定日历的观象授时,不单是一项纯粹的天文技术,更是一项独占独尊的政治权利,观象授时与祭天特权,成为显示王或皇帝不仅是尘世间最高的统治者,而且是天命的唯一传达者和执行者,拥有无可置疑的通天法力。观测天象的技术和理念会在社会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社会治理体系包括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选举制度等,是一套形式上的安排,它的不断的解构与建构,正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变化。除却本身在技术层面不断补充和完善外,它也需要从宇宙观层面寻求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理论支持。

  一个社会在完成宇宙观、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之后,另一项重要和必然的任务,即为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康运转而构建出约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都要有所提倡并有所反对,所提倡的东西就是希望人们追求的一种价值理想,它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相应的,人们会根据理性认识和自由意志、精神的和物质的生产能力,在全面的多样化的发展需要、个性原则和集体主义相互促进原则之下,做出一定的价值选择,由此,社会价值导向引导个体具有了一定的价值取向[21]221。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一个社会所形成的,在宇宙观指导下,符合社会治理体系需求的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的、彼此认可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包括相对一致的思想、行为规则、目标等价值判断体系,它用来约束和指导全社会成员的所思所想和行为处事。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范围内,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一般来说总是相互协调的,处于大致和谐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属于这一社会的个体都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同样的标准来协调彼此行为的,人们在行动中遵循同样的价值观并扮演着社会规定的各种角色[22]21。人类所制作的器物和创造的文化,是在社会性因素制约下形成的,它反映了全社会共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思想文化传统。

  我们认为,在特定的时期,为使社会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运转,社会的管理阶层要创造出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反映主要社会成员意志、且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政体观);为使这套管理体系的运转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需要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较为完备的认识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体系,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的宇宙观;为使这套社会治理体系获得全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还需要构建出一套能够引导和约束全社会成员行为处事方式的核心价值观(文化价值体系)。历史证明,若三者之间能形成高效有序运转的态势,则表明此体系之下的社会是相对和谐的,反之就会出现动荡。探究不同时期一定社会中社会治理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宇宙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互动模式,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隐藏在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价值,而不仅仅只是发现蕴含其间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文化价值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综合价值[23]2355~2357,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像空气、阳光和水一样,是我们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无论个人还是社区,区域还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能充分和全面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苏格拉底之问。它能促成区域、民族、国家在未来发展问题上达成广泛的共识,能形成对国家、民族历史进程的基础性和方向性判断能力,实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把握能力;有助于提升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及文化认同,提高社会成员整体素质,包括增强国家和民族间跨文化的沟通和理解。

  此外,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不是一人一时一地可以解读清楚的,也不是一次性发掘完成的;不是某一学科的能力可以独立完全胜任的,而应该是各专业的核心学科目标。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是一个渐进式的发现、揭示、阐释与传播的过程,它对于人性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意义深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实时更新,不断创新,这也正是文化遗产永恒魅力之所在。

  ①参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第3条 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②相近的定义还有: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③参见《尸子》。

  [6]张中奎.第二届世界遗产论坛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7]《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1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18]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0]a张光直.说殷代的“亚”形[M]//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下).台北:正中书局,1991;b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2][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3]王欣,邹统钎,杨文华.遗产文化价值的创意构建与体验[J].资源科学,2013(12).

  作者简介:段清波,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69),主要从事秦汉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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